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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研究70年: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科

2019-09-09 09:49:03作者:黄德宽来源:《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7日 12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语言论坛】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自源古典文字,记录和传承了悠久而博大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

  早在先秦时代,前人就开始了对汉字的研究。两汉时期,研究汉字已发展成为专门的学问,东汉许慎撰著的《说文解字》,就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汉字研究成果和发展水平。从汉代到清代的2000多年来,以《说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字学积累了极为丰厚的研究成果。到了20世纪,西学东渐,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传统学术有的逐渐走向衰微,有的成功实现现代转型,文字学堪称传统学术实现现代转型的典范。文字学的现代转型发端于20世纪之初,其成功实现转型则取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字研究。

  70年来,在继承汉字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文字学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的新要求,得益于甲骨文等大量古文字材料的新发现,取得了全面发展和显著成就,逐步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现代学科。70年来文字学的发展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改变传统文字学研究视点

  文字学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现实需要,推进文字改革和语文现代化建设,开拓了现代汉字、汉字教学、汉字信息化处理等研究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文字学研究的视点和走向。

  在西方文化影响和冲击下,清末以来汉字改革运动蓬勃兴起,先后提出了切音字、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多种改革汉字的方案。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就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提出八条建议。1956年国务院向社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提出当前我国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明确了新中国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方向。同年2月吴玉章向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会议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经过这一时期的准备,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明确了发展方向、主要任务和指导方针,进入到全面推行实施的新阶段。

  新中国的文字改革,继承和发扬了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汉字改革的成果,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紧迫要求,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确定的重要国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语文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文字改革的方针大计,对汉字研究更是产生了直接影响,繁简字字形研究、异体字整理、字体标准研制、汉字与汉语拼音教学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文字学研究由长期以来致力于古代文献用字和历史汉字转向现代汉字的理论与应用研究。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面向现代化建设与信息化时代需要,调整和明确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和方向,对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时期的现代汉字研究全面走向深入,现代汉字简化问题、字形分析、异体字和异形词研究、汉字检字法研究等都取得了新成绩,逐步形成了文字学研究的新分支——现代汉字学,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汉字信息化处理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汉字字符集标准,适应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需要;语文教育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快速发展,推进了汉字规范的制定和推广、汉字习得与认知研究、汉字教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与实践等,汉字研究的领域进一步得到拓宽。

  文字学研究面向现实需求

  在国家语文现代化大背景之下,文字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面向现实需求,在文字学理论体系探索和构建、汉字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对传统“六书”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当代文字学者对汉字构形理论的探索不断走向深入,提出了“表意、形声、假借”新“三书”说、汉字构形学与构形分析方法、汉字构形方式动态发展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等,发展了汉字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提升了科学分析汉字的水平。

  在汉字的起源、汉字形体的发展演变、汉字的特点和性质、汉字字用以及字际、字词关系等基本问题研究方面,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深化了对汉字体系形成及其发展规律、汉字特点和性质等基本问题的理论认识。

  将汉字与世界文字和民族古文字进行比较研究,从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来认识汉字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建立比较文字学的尝试也颇值得称许;汉字在域外与民族地区传播研究是近几年新形成的研究领域,已取得可喜进展,呈现出良好发展前景。

  由于这些方面的进步,文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日趋明晰,文字学理论体系构建不断完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严密,从而使传统文字学得到了根本改造,总体上完成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的转型。文字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悠久的研究传统和广泛的研究领域,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中国语言学学科的鲜明特色,在世界语言学格局中也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古今汉字发展研究成为前沿

  古文字研究取得巨大成就,近代汉字研究异军突起,为汉字发展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为契机,古文字研究从旧的金石学中逐步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古文字资料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为古文字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古文字资料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古文字学成为一门具有世界影响的学科,并形成了甲骨学、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研究等古文字研究分支学科。

  古文字研究跨越历史学、文献学和语言文字学等多个学科,体现了综合、交叉的特点。新出各类古文字的资料整理、文字考释和内涵揭示,吸引了多学科学者的积极参与,几乎每一批新材料的公布,都引发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古文字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推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更直接改变了文字学研究的面貌。由于殷商甲骨文到秦汉原始文字材料的不断问世,展示了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变化轨迹和实际使用面貌,为揭示汉字构造和形义关系、建构汉字形体演变和发展谱系、分析出土文献用字特点和规律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在这些研究领域取得许多重大成果。

  在古文字研究繁荣发展的同时,近代汉字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长足进步。近代汉字是相对于先秦古文字提出的概念,有的学者称之为隶楷阶段的文字。近几十年来,近代汉字研究利用秦汉文字资料,揭示隶变的发生、隶书的形成以及汉字的古今演变;依据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碑刻墓志、简牍、抄本文献等材料,对魏晋以降的文字材料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揭示楷书的形成和各种异体现象,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的新成果;在历代俗字、字书疑难字、佛经音义文字的整理研究和理论探讨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最能显示近代汉字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准。汉字古今发展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成为当前文字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文字学界不断有高水平新成果推出。

  文字学研究传统的传承开拓

  重视发扬汉字研究优良传统,汉字与中华历史文化深层关系的各类研究新作迭出。

  汉字与汉字研究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字学与文化史研究学者或从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着眼,或从具体历史文化现象切入,深化了对汉字构形及其发展演变与历史文化关系的认识,通过探索建立汉字文化学、提出汉字文化阐释的理论和方法等,拓展了汉字研究的新路径。

  文字学学术史研究这一时期也重新受到重视,立足于弘扬优秀学术传统,总结汉字研究的历史和经验,在《说文》学、“六书”学等传统学术领域产生了一批总结性研究成果。文字学学术史的梳理和历代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发掘,为当代文字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和丰富营养,对文字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文字学学术发展需要,先后组建了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文字学会两个重要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文字学与古文字学专门研究机构,文字学与古文字研究人才培养工作取得长足进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甲骨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为加强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国家有关部门专设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专项,重点支持相关研究工作,以保证“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70年来,文字学者把握时代机遇,辛勤耕耘,取得了突出成就。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字学研究依然大有可为,一定会创造出新的辉煌。

  (作者:黄德宽,系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中国文字学会会长)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历程与前路
作者:杜永道 

  【说语话文】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的第一个语言文字机构便诞生了,这就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

  在共和国前进的征途中,它数次更名,每次改易,都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字事业迈入一个新阶段:

  1952年2月5日改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显现出中国正式开始“官方”研制汉语拼音和简化字;1954年12月23日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标志着进入依靠国家力量推行语文现代化的新阶段;1985年12月16日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昭示着中国语言文字事业进入以“规范化、标准化”为核心任务的新时期。

  70年语文事业风雨兼程、砥砺前行,使得中国社会语文生活从“三个旧时代”,跃入“三个新时代”。

  ——从“方言时代”跃升到“‘方·普’时代”。如今,会说方言又会说普通话已成为祖国辽阔大地上司空见惯的社会用语常态。南北方言隔阂的旧状态,早已一扫而空、烟消云散。

  ——从“扫盲时代”跃升到总体上的“无盲时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张旗鼓扫除文盲,无数人欣喜脱盲。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飞速发展,“文盲充斥现象”已成历史陈迹。

  ——汉语拼音从“识字工具时代”跃升到“社会交际工具时代”。拼音从小学课堂跨入社会。如今,每天有数以亿计的人用汉语拼音敲键盘、发信息。

  此外,70年来社会语文规范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许多党政机关、新闻媒体、文化单位,从“留意语文规范的时代”,跃升到“普遍追求高质量语文规范的时代”。例如,立法、部委公文、传媒等领域都在实施愈加严格的语文质量管控举措,且日臻成熟。过去,请专家讲语言规范的寥若晨星,如今已司空见惯。有学者称,往昔读大报,5分钟就见一错;现在20分钟也找不到一例了。

  回望70年语文风云,感慨系之:语文事业这条小河,只有汇入全社会这条宽阔平稳的大江,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满足社会实际需要,助力弘扬中华文化,才能行稳致远。

  从这一点出发,登高远望,可见未来语文事业任重道远,前景更加灿烂辉煌。

  将从当下的“‘方·普’时代”向明天的“‘方·普’+双语时代”奋力挺进。在祖国未来的社会语文生活中,既能看到人们会说方言和普通话,又能看到少数民族群众普遍会说民族语和普通话。这就需要加大推进少数民族区域双语教学的力度,这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和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乃至对国家发展,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全社会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将获得普遍提高。不仅中央党政机关、新闻媒体重视,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单位、媒体都更加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并将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同时,查阅语文规范的途径更加多元、便捷、大众化。

  将大力促进社会语言文明建设,让社会生活中的语言文明春风化雨般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各种社会生活、工作的语境中,在国内外旅游中,将普遍呈现出良好的语言文明素质。在公共场合小声说话、打手机,成为大众自然的语言文明习惯。语言文明的提升,就是社会文明的提升。

  促使方言研究跟弘扬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相结合。让方言研究跟释解传统典籍中的古代词语相结合,跟促进方言戏剧、方言曲艺、方言说书、方言民间故事、方言诗歌等的蓬勃发展相结合,从而使方言研究融入弘扬中华文化的洪流。

  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包括网络语言,将更现代、更规范、更文明,释放出宏大的促进社会崭新发展的正能量。

  (作者:杜永道,系《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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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研究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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